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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非营利组织：定义、发展与政策建议

作者：王名贾西津　发布时间：2006-11-08　来源：清华大学NGO研究所

　　第三，随着现行法律法规的改善，一个法制化的外部环境正在逐步形成。对非营利组织来说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十多年来中国政府正在探索一条走向分类管理和逐步实现法制化的道路，1988年和1989年，国务院先后发布了《基金会管理办法》和《外国商会管理暂行规定》，1989年10月又发布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年10月，国务院在对原有条例作了大幅度修订的基础上颁布了新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同时发布《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1999年8月，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关非营利组织的专门法案《公益事业捐赠法》出台。目前，重新修订的有关基金会登记管理和海外驻华民间组织登记管理方面的行政法规，也有望在近期内出台。同时，要求从法律上明确定位民间组织的修改民法或制定基本法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地方政府在这方面的创新之举[9]则推动着整个法律政策环境的不断改善。

　　第四，随着市场经济走向成熟，社会转型和多元化的趋势愈渐明朗。市场经济的发展使社会趋向多元化，政府不再是社会公共事务的唯一主宰，单位制度在逐渐瓦解；以基层政权选举为代表的政治民主化正在稳步推进。改革开放以来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尽管起步较晚，但它们在环境保护、扶贫开发、社会服务等诸多领域，已经积极介入并在其中发挥有效的作用。随着社会转型的进一步展开，自上而下的改革探索和自下而上的参与冲动推动着中国非营利组织越来越多地介入到各种社会事务及其决策过程中，并在其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第五，加入世贸为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带来机遇和挑战。加入世贸对政府、企业和非营利组织有程度不同的影响。对非营利组织来说，主要的机遇是拓宽了国际视野并打开了争取更多外部资源的可能性，同时政府职能转变的步伐加快了非营利组织与政府之间走向联合与合作的过程；中国非营利组织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来自海外的竞争者出现了，对专业化能力的要求提高，必须适应国际惯例和参与国际竞争的转型需要，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和走向彼此联合与互律等等。

　　第六，在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多元化的进程中，公民参与的热情越来越高，公民自由、自主、自治和志愿服务的意识逐步培养和觉醒起来。中国自古有着社会自组织和自愿结社的传统，随着经济和社会的改革，随着政府逐步退出许多社会控制领域，自上而下的人为的行政限制越来越少，公民通过各种形式参与经济、社会乃至政治过程的机会越来越多、热情越来越高，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自由权力得到认同，自主精神得到倡扬，自治机制得到培育，志愿服务的社会风尚逐渐形成，推动着整个社会资本的建设，从而为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基础。

　　总之，在转型时期，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面对的经济、社会、制度、文化、国际等各方面的环境都是富有挑战性的，也充满了机遇；反过来，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又将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助推器。

　　2.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特征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所走过的道路，可以清晰地看到：随着政府改革和市场经济的推进，非营利组织越来越成为解决许多社会问题时必不可少的组织机制，无论政府也好，公众也好，乃至企业等市场力量，都在推进以非营利组织为主体的公民社会的形成。

　　但是，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在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起来的中国非营利组织中，有两种来源不同的类型，一种是被称为自上而下的非营利组织，它们与政府改革相关联，在相当程度上是政府改革和政府职能社会化的产物，因此他们的主要的社会资源包括人、财、物、信息、管理和相应的组织资源等，主要来自党和政府的相关机构等受权力控制的垄断领域；另一种是被称为自下而上的非营利组织，他们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经济、社会民主化进程有关，是公民有组织地参与经济过程、社会过程乃至政治过程的产物，所以他们主要的社会资源包括人、财、物、信息、管理和相应的组织资源等，主要来自市场、社会、海外等开放的竞争世界。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资源来源及其所形成的非营利组织，体现了转型时期中国公民社会的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

　　第一条道路可称之为“自上而下的自治化道路”，其基础在于政府改革和由此带来的政府职能的社会化，表现为：在政府周延出现一大批不以党政面目出现的机构，它们通常登记为独立的法人，往往行使着原由党政机构承担的职能。主要包括三种形式：一是补充形式，即在外交、农业、环保等一些政策领域，主要作为相关公共政策的补充形式发挥作用；二是协调形式，即在如冶金、纺织等一些行业管理领域，主要作为政府对相关行业进行管理的协调形式发挥作用；三是执行形式，即在如妇女、劳工、残疾人等一些社会政策和福利领域，主要作为政府特定方针和政策的执行形式发挥作用。这条道路的基本特征是：具有转型时期典型的双重属性：一方面具有模拟政府的行政性或自上而下的官僚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逐步增强的自治性，以及基于不同利益形成的面向市场和社会的不断增长的自我意识、自我利益维护、自我主张、自主决策的冲动。这样双重属性形成两种相互对立的力量：回归政府的行政化倾向和走向民间的自治化倾向。前者表现为这类组织对于自上而下的各种资源，包括编制、预算、职能、地位等，有着依然强烈的执念，会在各种适当的场合努力靠近党政机关并积极谋求来自上面的庇护和特权；后者则表现为随着这类组织的成长，他们越来越感受到来自政府的干预过多及其严重的束缚，会积极谋求在资源配置上的自主权，并努力争取来自政府之外的各种有利的资源。

　　第二条道路可称之为“自下而上的自主化道路”，其基础在于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所带来的民主化和广泛的公民参与，表现为：在党政权力不及、政策失灵或者默许的边缘地带，往往依靠精英人物发起成立一定的组织（正式的或非正式的），他们动员媒体和各种社会力量，利用来自民间的各种资源，瞄准一定的社会问题开展积极的活动。具体形式体现为8个方面：（1）出现一批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精英组织，如地球村、自然之友等；（2）出现如天则研究所、天恒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等独立的思想库；（3）出现一批依托城市社区的志愿者组织；（4）出现一批依托大学、开展公益咨询的专家组织；（5）出现一批主要面向残疾人等特殊人群的福利组织；（6）出现以大学为背景、面向社会的大学生组织；（7）出现市场经济孕育的自发性行业组织；（8）出现深入农村基层的民众组织。这条道路的基本特征是：具有转型时期典型的多样性、自发性和随意性，具体表现为：活动领域及方式的多样性，组织管理及运作的自发性，制度设计及约束的随意性。这些特征制约着这类组织的发展，使其在组织的规模、绩效、影响、社会公信度等许多方面受到限制。

　　上述两种类型的组织和相应的两条道路，其实衬托出中国非营利组织的艰难处境及其还处在发展起步阶段的过渡性或转型期的特征：一方面，大量的非营利组织还很难真正成为独立于政府的自治组织，尤其进入法律登记体系的非营利组织，许多还保留着政府或事业单位的色彩；而一些具有独立性的社会自发组织，被排除在法律体系之外，生存空间受限。另一方面，管理和社会监督机制很不健全，存在较严重的非营利组织的营利行为，影响了非营利组织的社会公信度。

　　三、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困境的分析

　　尽管总的来看，非营利组织已经并正在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就其能够和应当发挥的作用而言，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和国外非营利组织的发展相比，和正在兴起并日趋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发展相比，和改革开放中社会巨大变迁带来的需求相比，我国的非营利组织显得明显的先天弱质、后天困难。它们在获取和运用资源、协调关系、发挥作用等方面都不存在明显的优势。大多数非营利组织在政府规制和市场挤压下艰难寻求生存和发展之路，难以展现像我们在国外非营利组织身上看到的勃勃生机。调查显示，41.4％的非营利组织认为资金缺乏是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其他相关的重要问题依次是：缺乏活动场所和办公设施（11.7％），缺乏人才（9.9％），政府支持力度不够（8.5％），组织内部管理问题（7.5％）等。

　　具体来说，当前中国非营利组织存在的主要问题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资源不足。相当一部分非营利组织资金严重不足，无法开展正常的活动，其中有不少组织处在名存实亡的“休眠状态”；也有一些组织为了维持生存发展，在通过各种渠道开展与其自身业务不相干的经营性活动或者违法活动。在人力资源方面，绝大多数受到政府支持的自上而下的非营利组织中，基本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来自政府机构，其中有许多是从第一线退下来的离退休人员；很多自下而上的非营利组织则没有或几乎没有固定的人才渠道，定员和编制极为有限，主要依靠志愿者开展活动，这导致了普遍存在的制度不健全、管理不科学、家长制等问题。

　　第二，能力不足。资金、人才等资源不足之所以制约组织的发展，除了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制度环境与社会文化方面的限制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非营利组织自身的能力不足。这里所说的能力是综合来看的，包括一个组织的活动能力、管理能力、创新能力、扩张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等。中国的非营利组织一般来说规模比较小，资金筹措能力比较低，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也就比较弱，加上组织管理不规范、不透明、不民主，又缺乏评估和社会监督，使得它们难以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普遍的社会公信，不能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能力不足的背后是缺少具有创新能力的领导人。国内外无数成功的经验表明，优秀的领导人是非营利组织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条件，但我国现行组织人事制度限制了优秀人才进入非营利组织，使得其中难以产生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优秀的领导人。

　　第三，缺乏自治。从前述非营利组织的五个特征属性看，无论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还是自治性、志愿性或组织性，在中国的非营利组织身上都表现得不鲜明。究其原因，最根本的还在于缺乏自治。中国有相当一部分非营利组织是通过获取自上而下的资源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们或者由各级党政机构所直接创办，或者本身就从党政机构转变过来，或者由原党政官员及与党政关系密切的知名人士所创办。这些组织，不仅其主要的资源来源于党政机关，且在观念上、组织上、职能上、活动方式上、管理体制上等各个方面，都严重依赖于政府，甚至依然作为政府的附属机构发挥作用。即使民间自发建立的非营利组织，由于要挂靠在业务主管单位上，也会受到政府各方面的限制和干涉。这种状态随着政府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不仅束缚了自身的手脚，也严重束缚了政府的手脚。解决这种政社不分的问题，需要实现体制的转变和观念上的革命，充分认识到非营利组织的性质、地位、作用，使其成为真正具有自主性的自治组织。

　　第四，发展不平衡。这表现在：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不同领域之间，呈现巨大的差距。就区域不平衡来说，不仅东西相比西部发展严重不足，沿海和内地相比内地发展严重不足，而且同为东部和沿海，区域之间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也有很大差距；就城乡不平衡来说，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非营利组织发展得较快，开展的活动较为集中，社会对非营利组织的认知和公信度也较高，但是在中小城镇特别是广大的农村地区，除了扶贫开发的少数外来的非营利组织之外，真正当地的非营利组织很少，社会对这些组织的关注和支持也很少；就不同领域之间的不平衡来说，非营利组织在那些相对说来政策宽松、易于得到资源而进入门槛较低的领域已经开始出现低水平重复的现象，但那些存在大量社会问题、迫切需要公民参与的领域，包括一些重要的公共政策领域，如失业与就业、社会保障、劳工权益保护、国际区域冲突和外交等领域，却因种种原因极少有非营利组织进入。这对于非营利组织整体部门的发展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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